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讲师吕如羽和艺术学院艺术学系讲师陈琳琳共同召集。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二十余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围绕“自我”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周铭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周铭回顾并肯定了往届论坛的成功举办，期待青年学者在本届论坛中分享优秀成果。同时，他向与会学者介绍了本次论坛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世界文学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中心的宗旨和愿景，希冀各位青年学者予以关注和支持。

论坛的第一场报告聚焦科技媒介与文学艺术中的自我呈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期刊编辑郭峰以包天笑《爱之电》为例，指出“电气”既是物质装置也是伦理比喻，形成科学小说变体。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秦雅萌考察了丰子恺40年代后期漫画中所浮现的“自我”形象，指出其所折射出的战争与流亡境遇下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重建。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文艺研究》杂志社编辑黄雨伦补充19世纪德国科学史视角，指出“电气”传递出人类对电的原初“惊愕”，西方世界通过这一不可见的媒介描述感应现象；她同时赞赏秦雅萌对丰子恺“表情”问题的捕捉，并建议从“生命姿态”角度把握丰子恺战后独有的漫画语法风格。

第二场报告关注易代语境与边缘文人的身份焦虑问题。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赵惠俊以《缙云英华》为例，阐述宋代笔记中仙化的女性鬼怪形象映射出下层文人的物质欲望与精神渴求，她们满足了沉沦者被赏识、被眷恋的深层心理需求。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李远达通过新发现的《白云道者自述》等文献还原张怡的人生轨迹，揭示其在明清鼎革中从“遗民”向“逸民”的身份转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颜子楠认为宋代鬼怪故事的复杂性可参用“近世性”的阶级差异予以补充解释；张怡的个案研究统合多种文体以窥探易代之际的文人心理，契合微观史研究风潮。

第三场报告聚焦中外文学交流和文学研究中自我的生成。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周健强指出中岛敦借中国史传人物重塑自身精神困境，使历史小说成为自我审视的舞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副教授毛明超提出文学研究在自我设限中通向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吕如羽指出《项链》在民国的译介经历了多重路径，外来文本在“考验”中滋养了现代汉语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树福肯定了周健强文章的逻辑性，建议其明确“自我呈现”的层级。同时，他分享了毛明超报告中的精彩内容，并对吕如羽研究中对不同译介路径的梳理和评析表示认可。

第四场报告中，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高冀指出蒙田《随笔集》的多轮增补使“自我”在印刷媒介条件下动态生成。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许小凡认为普拉斯将历史内化为个人经验，以“镜子”装置推动中国先锋诗抒情自我的革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编审、《外国文学评论》期刊编辑舒荪乐肯定高冀通过版本对比揭示蒙田自我的“流动性”，强调其自我建构与印刷出版史之间存在紧密关联。同时，她赞赏许小凡区分海子与张枣对普拉斯的不同接受，并通过文本细读揭示海子的创造性误读与张枣对镜像的历史化放大。

第五场报告聚焦西方文学中的否定性主体与档案诗学。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李卓群研究西班牙作家戈伊蒂索洛以持续的“背叛”构建否定性主体。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田思悦指出格拉斯《我的世纪》以一百个第一人称短篇编年故事消解统一叙事权威。郭峰进行评议，他指出戈伊蒂索洛的背叛性“自传”实则是一种自我档案化书写，他强调了“档案视角”的启发意义，即档案本是一种反自我书写的现代装置，而格拉斯对档案的非档案化处理恰恰体现了自我书写与档案之间的断裂。

第六场报告考察传统文人的地域书写、文艺批评与身份言说实践。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姚华指出苏轼诗歌中的蜀地风物书写融合地方性知识与个人经验，将“异乡”变为“故乡”，并最终上升为超越地域的士人公共知识。陈琳琳从谈艺尺牍的双重性入手考察私密情境对苏轼文艺批评话语的内在塑造，并探讨在传世意图与文集编纂的影响下，苏轼有意或无意透露出的公共关怀。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艺术评论》期刊编辑王丁指出明清文士以“笔耕”“砚田”为卖画辩护，缓解身份焦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罗旻进行评议，她指出苏轼对贬谪地风物的情感投注具有丰富的学术空间；苏轼尺牍游走于私密与公共之间的批评张力正是其迷人之处；而明清文人用农耕价值合理化绘画以消解身份焦虑，则不失为面对公众场域的一种自证。

本次论坛以“自我”为研究切入口，围绕微观经验与个体生命史、中外文学中的自我书写、情感叙事与艺术观念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充分展现了这一主题所蕴含的丰富学术价值。论坛气氛活跃，探讨深入，为青年学者搭建了跨学科思考和交流的优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