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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手记

1.  张自忠路3号的一个上午

1949年5月,华北大学成立译学馆(后改称编译室),从事俄英文教材的编译工作。

1951年,人民大学外语教研室成立,开设英语、法语和日语课程。

1957年7月,森新一先生等日本专家和中国教师共6人由中央马列学院调入人大。

1960年9月,俄文教研室和外语教研室均被划归新成立的语言文学系,面向全校各系学生开设俄语、英语、日语、法语的公共课程。

1969年11月,俄文教研室和外语教研室大部分教师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

1970年10月,北京市革委会通知中国人民大学停办。

1972年12干校结束,俄文教研室和外语教研室被下放的教师陆续返回人大待分配。

1973年6月人大被解散,两教研室的教师和干部大部分被分流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仅有少数留在俄文编译室工作。

1978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俄文教研室和外语教研室作为教务处直属教学单位恢复了建制。同年,新增德语公共课教学。

1988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成立。

2001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外国语学院在外语系的基础上正式成立。

……

所谓光阴似箭,但岁月不一定如歌。故纸堆中翻找出的历史只是一列列没有温度的数字。当亲眼看到老教授们的笑容,亲耳聆听他们所叙述的历史,笔者仿佛能看到从纸上、从一个个年份里、从烽火、动乱、进步、理想交缠的年代走出来的老人们,看到他们如何青丝变白发,看到他们记忆中萌芽并成长的外国语学院如何鲜活地呈现在我们这几个90后的眼前。

在一个春夏之交、阳光正好的上午,笔者终于有幸来到了张自忠路3号。这是人大的旧址,相信对大多数同学来说都非常陌生。一扇古色古香的大门,里面铺着一条磨得光滑的石板路,进去后迎面矗立着一座布满岁月痕迹的古老建筑,上下刻满风霜与历史的印记。这个宽阔幽深的大院已是与墙外的车水马龙截然不同的一片天地。将近正午的阳光在这里只留着一点点温热,而时光仿佛是缓慢地流动着的。一只皮毛干净的猫从清凉的树篱中穿过,也许是住在这里的某位人大老教师的伙伴,出来溜达一个上午后懒洋洋地回家吃饭。

抱着相机、摄像机和鲜花,加上心里的一点忐忑,笔者敲开了唐孝纯老师的家门。忐忑的是,笔者只是二十岁左右的普通大学生,而将要拜访的是出身教育世家、作为外院外语教育最早一批奠基人和时代见证者的老教师。年龄与阅历的巨大差距让笔者对接下来的拜访有力不能及的担忧。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布置得朴素而雅致的客厅里,年近九十的唐孝纯老师坐在一把木制靠椅上,面带微笑。采访过程中,唐老师的叙述始终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和蔼的笑容也始终没有离开她的脸庞,而岁月的历练又让她散发出一股玉一般温热、坚定的气质。老师娓娓道来的历史,摆脱了冰冷的数字,带有亲历者自己的见解,使得真实的年月变迁得以缓缓立体呈现。

笔者大概永远不会忘记唐老师说起许孟雄老师的那段故事。许孟雄老师是我国著名的英语翻译家与教育家,是为数不多的真正精通英语的学者之一,能不假思索地写下流畅纯正的英文,一挥而就,文不加点,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学者,也未能逃脱一个诡异时代加之于他的枷锁。五十年代中叶,时任我校英语教授的许孟雄老师被划为右派,不久便失去了人身自由,从而离开了讲台和译苑。回到人大讲坛后,时任外语教研室主任并主管统战工作的唐孝纯老师并没有因为他曾经是右派而有丝毫不尊重。与之相反,教研室的同事们都敬重许老师的优秀人格和英语造诣,在业务上互相尊重,合作良好。现在想来,这是不幸时代中的大幸。皆因有这些心绪清明、保有理智的老前辈,才让广大学生仍能享受许老师的教诲,让我国翻译界不至于永远失去一位贡献卓越的泰斗。

提到七十年代人大停办的故事时,老师的声音仍旧平静,但笔者心中已波澜不止。脑海中浮现的是混乱的文化广场,是大喇叭中毫不留情的宣布:你们这些人, 都一辈子呆在农村接受教育吧!”“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唐老师说。换做是我,也会认为这不是宣布,而是宣判吧,对理想主义的宣判。那时候国家非常需要大学生人才,如果我们再也不能回来人大,那人大哪里有老师?人民大学还能办吗?怀揣一颗丹心回国,因为眼前还有大干一场、创造一个崭新世界的希望。如果光明被瞬间夺取,理想被无情宣判,理性被打倒碾碎,无知将主宰一切。早知如此,还会回国吗?换做是我,我的答案是不。

一个多小时后,采访结束,我们急匆匆赶往富尔良老师家,走进另一个见证者的记忆。唐老师留我们吃午饭,说是煮了面条,但只能遗憾地作别。

接近正午时,走出张自忠3号的大院,阳光明晃晃地照在脸上。从历史中回来,扑面而来的现实让人有点恍惚。把心里盘旋着的几个问号一挥手赶走,决心下次一定要吃到唐老师家的面条。

(文/陈安琪)

 

 

2.   韶华不再,风骨犹存

——拜望唐孝纯老师、富尔良老师

进到这个院落,我就被这里的风景感染,一路堵在路上的焦躁似乎都被冲淡。北洋军阀政府旧址,人民大学旧址,曾经辉煌的院落似乎在时光的流逝中渐渐没落。但一切似乎又恰到好处,就是这个地方,我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雕饰精美的钟楼,披挂灰尘的小楼,沐浴着慵懒阳光的绿色藤蔓,还有手中花束的馨香。平静,安宁。

两个老人都年近九旬。唐孝纯老师,上海交大校长唐庆志的孙女,教育家的女儿,早年留学美国,归国后辗转至人大教书;富尔良老师,幼年即学习日语,飘洋日本颠沛十数载,后归国来到人大。其实不用看这些事迹,光看两位老人的岁数就足可知道她们身上必然是充满了故事的。齐老师当时还说,两位老人都特别懂得享受生活,唐老师很小就开始学习钢琴,那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情。这是怎样传奇的人生?她们见过多少我未曾见过的风景,经历过多少我未曾想过的风雨?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向往与崇敬来拜访两位老师的。

颜色厚重的大型组合柜,白色线勾的沙发套,黑白照片,搪瓷茶杯,唐老师的家里有一种电视剧里才能见到的上个世纪的气氛。伴随着屋内猫狗的叫声,这个慈祥的老人将我们迎进客厅。唐老师给我们讲她双目失明的父亲,讲她积劳成疾、辛劳而逝的母亲,讲她归国后从最基层的工作干起。讲这这些故事的时候她很平静,不知是岁月的冲淡了刻骨铭心的大喜大悲,还是这一切波澜起伏都被隐藏在心底深处,不得与人诉说。末了,她极力挽留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合照时,尽管我们一直请她坐下,老人还是坚持要站着与我们照相。出门时我紧紧握了她的手,她牢牢回握。不知这萎缩了的瘦小的肩膀,这布满沟壑皱着的手,这不再明澈却依旧洞察秋毫的眼,曾经担起怎样的责任,看过多少风霜。

拜访富老师之前还有点忐忑。我们迟到了,而电话中她显得有些不悦。战战兢兢地来到她家里,才发现并不是我们担心的那样。富老师很爱美:书房里,他带着老花镜,依次与我们分享墙上照片的故事,这张是她带的最后一届学生毕业时照的,那张是退休后游玩照的。绝大多数照片中她都已年过花甲,但仍红唇白齿,身段窈窕,搞得我们大叹真是比自己的妈妈还时髦!富老师的记忆力很好,教外语的老师记忆能不好吗?她一年一年历数自己的经历,她告诉我们她曾每日夜里独自一人走几里山路给学生上课,也曾在院子里搭着帐篷几日几夜没吃没喝。富老师很热爱生活:书房的书桌上还摆着厚厚的书,照相时她一定要捧着我们送去的花束,最后还说要请我们吃一家好吃的铁板烧。哈哈,她老人家真的比我妈妈还时髦!

拜别两位老人,回到学校,觉得一切都像做梦。虽然多少有些遗憾这次时间有限,而且是为了院史的工作而去,没有办法了解到更多故事,但我很庆幸我真的这样亲身接触了这两个传奇的老人!我总感觉我从她们那里带走的东西远远比我们带给她们的东西多。多想再次见到她们啊!不是为工作,而是真正的促膝长谈,将她们的精神、风骨深深植入我心。

(文/周翔昊)


3.   记者手记:和老教师的近距离接触

乘车到了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的门口,高耸的牌楼向人们展示着他的庄严。这里地处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原名铁狮子胡同。清代这里有三座府第:东为和亲王府,中为贝勒斐苏府,西为和敬公主府。和亲王府的前身是贝子允府第。雍正十一年(1733)世宗五子弘昼改建为和亲王府。贝勒斐苏府,是清初恭亲王常颖的府第。清末,两府内的建筑全被拆除,重新建造了三组砖木结构的楼群:中间的主楼为欧洲古典式灰砖楼,东、西、北各有一座楼房。1949年用作中国人民大学校舍。

和保安说明来意,我们走进了这座中西特色兼备的院子。而我们此行要探望的两位老师就住在这静谧的树木掩映间的红楼里。

唐孝纯:绝代风华,院之瑰宝

唐老师独居,全天照顾她的保姆为我们开了门。屋子不大,简单的两居室,摆设也多是有些年头的物件,花瓶、摆台……我们在沙发上坐定,唐老师则坐在对面的一把木质靠椅上,恬静慈祥,眼角始终露着笑意。

不去想她近90岁的高龄,那清脆利落的声音会让人误以为是年轻的妇人。她身体尚佳,许是出身书香世家的原因,给人的感觉说话时淡淡的,却很有气质,思路清晰,又自有一种读书人不卑不亢、不疾不徐的风度。就这样,她向我们打开了话匣子。

她生于教育世家,祖父是上海交大的老校长,为上海交大的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他的读文,在当时被称为“唐调”,载誉一时。她的父母也是著名的教育家,父亲唐庆诒是交大的英文教授,母亲更是杰出的教育工作者,领导女性运动,为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正是家庭环境的熏陶,使她也毅然选择了出国攻读教育学位。

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留美学生,她处于最顶尖的知识分子的阶层。怀着满腔的热情,为了回来建设新中国,和当时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她顶着重重压力,冒着生命危险,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踏上回国的渡轮。我一直觉得这种情感已经被教科书过分高尚化了,进而一直质疑它的真实性。这次当面的接触,让我再一次问出了我心中的疑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那么多青年甘心回国。然而从答案看来,是我多心了,对于他们,真的没有过多权衡利弊,祖国需要,就这么简单。反观时下的青年,这种觉悟恐怕在欧风美雨面前是丝毫没有抵抗力的。

刚回国的她本来本来可以轻松上位做领导,但在母亲的要求下,她决定从基层做起,只做了一位副科级的干部。后来母亲辛劳过度去世,父亲双目失明在南方生活,年仅20多岁的她选择孤身留在北京,在当时教育部第一所直属中学(如今的人大附中)工作,做教导副主任。59年她到了人大,长期担任外语教研室主任,一手建立了外语师资班。她年纪轻轻就担任这么重的职务,着实让我敬佩,讲起她处理和同事的关系,协调大家的工作的事,更是让人感受到她的智慧。

生活的时代让她拥有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丰富经历,时间将她打磨成一块瑰玉,越到晚年越散发出光华。

临走时她笑着像个孩子似的悄悄和我们说:“我这个月就九十岁了哦!”衷心地祝愿您健康长寿。

富尔良:烹茶饮酒,乐享天伦

走进富老师的家里,又是另一种景致。小屋里有一面墙,内容丰富至极——其藏书不可谓不多,想来距汗牛充栋已然不远了。书架的上方挂了一排照片,照片中的女郎大多带着时髦的墨镜,穿着秀气的风衣,我冒昧的问了一下:这是您三、四十岁的照片?她摇了摇头:这是我七十岁的照片,我当时被震惊的完全说不出话来。后来才慢慢发现,也许正是这种享受生活的态度,让年近90的她获得了年轻的心态和外在。

她家的客厅不大,却摆了两排沙发,中间放置着一个不大的茶几,由此我想她应该也是个十分好客的人吧!沙发上面挂了多幅风景的摄影作品,美得像画里的,美得不真实。后来了解到这些相片有的是朋友送的,有的是出自作为摄影爱好者的儿子的手笔。

富老师是我们院早期外语教研室日语系的老教师,她当初随丈夫在日本居住,后来丈夫回国,也毅然回来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在日本呆了十多年后,于51年重返故土。她谈起十岁时日本人占领东三省,从四年级起被迫学日语,还有许多和历史有关的过去的故事。我听得心惊又心疼。对于老一辈人当初的生活,原来的我还是知之甚少,但听了富老师详细的讲述,简直就是完成了一次“扫盲”教育。从“四清”到文革,因为讲的很细,所以很真实,很能触动心灵。其间,我又不得不佩服她的博闻强识,对于时间、人物、事件,她的脑子就像放电影一样,清晰准确,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她说:“这是学外语的人的本能啊,就应该看到什么就能记下来的。”

得知我们要整理院史,她拿出了一份手写的外国语学院开设日语课程的回忆录。回忆录有11页A4纸那么多,字工工整整,一笔一划,足见用心。严谨认真的态度再次让我动容。

其实此行虽是抱着整理院史、看望老同志的目的而来,但于我个人而言,收获却远超于此,言谈中两位老人的人格魅力让我折服,生活态度让我敬佩,丰富的阅历让我羡慕又禁不住肃然起敬。临走时她们都热情地留我们吃饭,我们也非常想和她们多呆一会儿,但碍于下午有课,不得不踏上归程。这次和两位教育工作者的近距离交流,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了很大的影响,让我更想去追求一种超然的生活。

(文/姜颖)

4.  他们俩

——采访曹景春老师手记

5月28日上午十点,我和修典到了位于静园的曹景春老师家门口。一路走来,有种恍惚不在校园里的感觉。静园的气氛与整个校园有些格格不入,楼房的砖色都变得暗红,诉说着多年的风吹雨打。如果说校园的其他地方气氛像是朝日,这里便如夕阳。在这里,我们要对曹老师进行一次采访。说是采访,其实更是一次代表学院对老教师的慰问,一次学生对老师的拜访,一次晚辈对长辈的看望。

乖,再喝一口

我们到的时候曹老师才起床,曹老师的老伴将我们热情地迎进屋子,又将曹老师扶了出来。曹老师看起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老,他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了,面色却还不错,看得出师母将他照顾得很好。他一开始还精神很好地接过我们送的花,说谢谢,谢谢。但开始寒暄后,我们才看出,他真的老了,反应很慢,动作也很慢。我们将说话的声音放得很大,把语速也放慢下来,曹老师仍然很难听清。但是他听得懂师母,他们互相懂得,似乎用目光也能交流。

师母比曹老师年轻许多,今年七十八岁。她的声音很好听,又总是在笑,听起来总带一点少女似的烂漫活泼。

我们提出要为曹老师拍张照,师母急忙起身要为曹老师换衣服,口中念念:那得换衣服啊,这样穿可不行,不行,我给你们曹老师拿衣服,拿衣服,换上衣服才好照相啊……师母腿脚并不灵便,我们便要去扶,师母却撒娇似地说:我能走,不要你扶,我自己走。拿了一件衬衫来,师母弯下身子给曹老师穿上,像照顾一个孩子,曹老师也真像个孩子似的,乖乖任老伴摆弄。为老师穿上了衣服,师母又退远一步细细端详,给他抻抻领子,再看几眼,又上前帮曹老师把袖子挽挽好。终于满意了,她笑着退到一边:这样才好看嘛,拍吧。

我们拍了曹老师,又请师母,合个影吧,师母。师母笑得羞涩,我不行,她有些局促地拢拢头发,我都没有弄好呢!就他一个人吧!我这个样子……你们就照他好了!我们只好只拍曹老师,师母就站在一旁笑盈盈地看着他的老伴。

采访进行到一半,师母有些咳嗽,我们赶紧劝老人家停下休息喝水。师母便拿来了水杯,却不先喝,而是送到了曹老师的唇边。来,喝点水。老师杯子都没有接过来,就着老伴的手喝了两口。师母说:再喝一口。老师摇头,师母又把水杯递上前,哄道:乖,再喝一口。一次得喝三口才行呢。老师于是才又喝了一口。像是妈妈照顾孩子,又像妹妹对哥哥撒娇,在老师和师母这里,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和谐。

采访结束后,曾看到523日胡邓老师发的微博,照片上是师母推着轮椅带曹老师离开校医院的背影。胡邓老师说:今早在校医院体检,看见了最感人的一幕:外院91岁的曹景春老师刚刚做完胸透出来,78岁的老伴儿在轮椅边温柔地说,哎呦,累坏了吧?出汗了没有?边说还在老人家脑袋上摸了摸,那语气和神态真象是在哄小孩儿。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生一代,相伴相携。夫复何求?

他就是这么傻

大约十一点的时候,采访被突然传来的一阵电钻声打断了。噪音很大,我们变得难以交谈。师母说,楼上在装修,已经折腾了二十天,每天中午都吵得人睡不了觉。为什么不反映一下呢?我们问。他不愿意打扰人家。师母指着曹老师埋怨,然而话音里又带了点骄傲。

曹老师家的环境真的说不上好,甚至有些简陋。五十多平米的房子,两居室,客厅里沙发挨着餐桌,餐桌挨着书柜,没一点余地。之前老两口本打算请个保姆,结果保姆嫌这里地方太小,没有自己的房间住,就拒绝了。两人的儿女不在身边,只有师母勉力照顾曹老师。

曹老师曾任我校俄语教研室主任,是著名俄语专家,教育部认定享受司局级待遇。然而,他给人家分房子,都分的三居室,到自己家了,倒只给了个两居室。学校也一直没有忘了老教师,前一阵副校长还来看过他,然而,他不愿意给学校添麻烦,一个字也不提。曹老师一辈子刚正淡泊,治学严谨。退休以后把他家里全部有价值的俄文原版精装书和我校俄文老师自己编著的俄语教材都送给了原人大校长李文海先生,自己和老伴守着小屋过着平淡的日子。他就是这么傻。师母说,笑得还是那么幸福。

朴素至极的屋子里,窄窄的沙发上,当我看到他们俩翻看着年少时的相册相视而笑时,只觉得时间倒流,枯木逢春。

之前在寒暄中,师母问我们的故乡,关切地问:有没有大连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家乡是大连的,在大连还有亲人,已有很多年没见。这边她又离不开,那边她又实在思念,只盼能有家在大连的同学,回家时帮她捎上一些东西,替她回家看看。师有事,弟子服其劳,如果有同学方便的话,请联系我们,帮师母带一份思念回家。

另外,老两口腿脚不便,又没有保姆,如果有同学愿意在空闲时间帮曹老师夫妇换个灯泡,买买菜,也请与我们联系。老师曾为我们的学院奉献了一生,而今后,也希望我们的举手之劳,能为老师的生活提供一些便利、一丝欣慰。

(文/刘星雨)

5.  采访手记

1949年,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人民大学迎来了她的第一批俄语专家,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就是在这批专家其中的一位,91岁高龄的曹景春老师。

曹老师是人民大学最早的一批俄语教师之一,从1949年春任教俄文专修班开始至今,已经陪伴着人民大学走过了63个春秋。曹老师带着专业知识,将全身心都奉献给了外国语教学与研究。

曹景春老师当年凭借着出色的俄语文学素养和能力,曾经任职全国公共俄语理事会理事。他不仅仅潜心研究,更加倾心于教学。一批批高质量的人才从人大走了出去,走向了全社会。如今任教于我院俄语系的系主任钱晓蕙教授也曾经是曹老师的得意门生。

在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的积累下,曹老师于1984年参与创办了北京东方大学。

曹老师对于人民大学的奉献,不仅仅是在于学术上。据曹老师夫人的讲述,当年身俄语教研室主任的曹老师对教师们格外照顾。不仅仅积极为俄语系的教室争取进修和升职的机会,而且为老师们争取了很好的房屋分配机会。他把每个人都照顾得特别好,人人一套三居室的大房子,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曹老师的夫人向我们讲述。

如今,曹老师已经退休多年,与老伴儿蜗居于不到五十平米的静园小楼之中。在采访期间,我们多次听到刺耳的搬家声和扰人的装修声。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曹老师也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年的决定。

曹老师的生活重心始终倾向于他人。以前是为了学生,后来是为了国家。自曹老师从人大退休离开外国语学院之后,便将当年留下的百十余本俄语专业类丛书悉数捐献。很多专业书籍如今已经绝版,价值不菲,但曹老师从未在此多加犹豫。

在短短的一小时的谈话之中,我们只能管中窥豹。曹老师的深情款款地讲述,我们坐在一旁,只是静静聆听着当年的故事,内心就如同潮涌一般澎湃无以平复。但是可惜更多的更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已经随着那慢慢流逝的记忆一起消散在世间。

(文/王修典)

6.  流年所带不走的

沿着安贞医院静谧的小路径直向前走,左拐,前行,穿过特需病房那明晃晃的玻璃门,直到18号病房的门牌倏地窜入眼帘,我们这才收拢了急匆匆的步伐,微微调整了呼吸,然后轻轻地敲开了门。这次要去探访的是原外语系副主任蒋春雨教授。

从1952年来到人大进修,到1984年任职外语部副主任,蒋老师亲眼见证了人大外院从无到有的曲折历程。而今天,我们就要与这样一位人物面对面地进行交流,紧张之余也不免带着几丝兴奋。

打开门,蒋老师正坐在沙发上挂着点滴,看起来今天的精神状态不错。当蒋老师得知我们是外国语学院的记者之后,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正如想象中一般的和蔼可亲。支起摄像机,打开录音笔,我们便开始了今天的采访。

蒋老师将当年的故事娓娓道来:从1949年的俄文大队,到之后的俄文专修班;从1951年的外语教研室,到1955年的高校调整;从1966年人大的停办,到1978年的复校。直到1988年人大成立外语系,多少年的风风雨雨,而今听来,恍恍惚惚,仿佛一部恢宏而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剧。

一次引人深思的对话,就像读一本好书,每次细品,都有不一样的收获。那时的人们都在干些什么?那时的人们都在追求着什么?悠悠时光,转瞬即逝,而今奋斗在这个时代的我们,是否和当时的他们一样,做着不同的事,却心怀同样的热情?这样想着,脑海里忽然闯入一个画面,在那里,蒋老师和其他老师一同工作着,他们的背影,真诚而坚定。

“老师,我们能给您拍几张照片么?”

蒋老师微笑地点点头,眉眼里是说不出的和蔼。当年的他曾经是主持成立外语系的副主任,如今却也是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时光毫不留情地染白了他的发,在他脸上凿出了深深的皱纹。年岁侵蚀着他,病魔折磨着他,而今在他身上哪能看到年少时的意气风发?突然,他坚持着站了起来,镜头中的他,像一棵苍劲的松树,历经沧桑而屹立不倒。也许,这样的风骨气韵是无论经过多少年的时光,都不会改变的,深深沉淀在岁月之中的净化。

流年或许会使生命干枯,然而它带不走,生命的骄傲。

(文/叶蒙蒙)

7.  采访手记

那天临时接到学院的通知去采访老校友,心里还是挺紧张的。我们接受任务之后就直奔到齐老师办公室,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正和齐老师亲切交谈的宋老师。看上去宋老师大概六七十岁,身体很硬朗,精神也很抖擞。后来我们一起来到505 会议室,进行学院志的商讨以及修改。看到宋老师手里用红笔仔仔细细修改过的学院志,我也从中看到了外院老一辈教授的认真谨慎。宋老师不仅仅修改了历史记录上的错误,连句子中的语法错误都一一修改了。这种认真谨慎的态度,正是我们如今这浮躁的一代所的。不仅是对于学习,对于生活也同样如此。

宋老师在修改完院史之后,还提出要回忆一下另外两位外院的老教师。在宋老师深情的叙述中, 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宋老师对两位老师的尊敬、感激和赞赏之情,更能够从宋老师身上学到的一种感恩的情怀。

从外院的老一辈身上,我们能够学到许多。从他们对院史的了解程度和记忆的深刻度,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对外院的热爱与奉献;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听到了外院曾经的发展与光芒;从他们的回忆里,我们体会到了老一辈一起为外院发展而奋斗的真实感情与友谊。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外院人, 应当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与义务,为外院争光,为外院奉献。

(文/ 袁帅)

8.感谢这个夏季与他们相遇、相知

“葛涛,跟你说个事儿。”(商老师特别严肃认真地跟我布置工作)

“哦哦,好的。”(有点忐忑……)

“因为我们学校今年75周年校庆,新校长很重视各学院院史和校友工作的整理,我们也想趁着这个机会,把我们学院之前的历史理出来,还有出一本《校友风采录》。”

“哦哦……”(迷茫中……)

“周五首先请了行动还方便的老同志们过来开个座谈会,你们过来拍照摄像和做下记录,到时候整理下录音稿。”(啊,整理录音稿。感觉到事情的严肃性……)

“还有我们打算这段日子让你们新闻中心记者们跟着我们挂职锻炼的党委副书记边老师一块去老同志家看望采访,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们了”。

“哦哦,好的,没问题!”(我爽快地答应了老师。)

回想起那段与商老师的对话,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看看日历,其实我们开始着手院史和校友工作整理已经快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第一次接触到那些多优秀的老教师,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他们年轻时都戴着各种光环,年老时受到各方尊重;他们年轻时经历了风风雨雨,岁月在他们脸上留下了沧桑的痕迹。他们的境遇或许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对自己事业的无限热爱与忠诚。我永远忘不了这一个月,心灵受到极大洗礼的这一个月。

(一)

5月11日,退休老教师座谈会。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老教师,还是有点紧张。他们当中大部分都已七、八十岁了,步履缓慢地踏进了501办公室。当看到过去一起工作的同事时,他们眼睛突然亮起来,几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对他们来说,明德国际楼崭新而又陌生,但对于一起经历过外院成长的风风雨雨的人依旧熟悉。

我仔细观察着这8位老教师,张泽武和宋雪老师是俄语系的,张老师说话比较慢,很多时候宋老师把头靠近张老师耳边,听了之后传达意见;罗舜泉老师是英语系的,看起来精神挺好;谌馨荪和李宗惠老师说话中气更足,尤其日语系李宗惠老师完全看不出已经70多岁了;刘霞老师说话声如洪钟;陈慧玉老师说话比较慢,看起来特别善良;还有张锦芯老师也是。

会议从上午10点开始到11点半,中途老师们都各自表达了对这次院史和校友工作整理的支持,各自回忆起当时的情景:XXX老师、XXX老师。。。当时我和雨芩在一旁记笔记时完全一头雾水,提到的那些老师名字怎么写?老教师们提到的是哪一年的事情?几乎完全陌生的事情袭来,我们看着讨论得起劲的老教师们,佩服他们的好记忆力之余,默默地叹口气:看来这录音稿整理任重而道远啊。

会后,我们搀扶并陪同老教师们去吃饭。这时候我们才真的发现,他们真的老了。有的老师眼睛不好,走路需要人搀扶着;有的虽然自己能走,但是走得很缓慢。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们从自己家里过来学校一趟也不是那么容易。宋雪老师由于记错了时间,前一天还来过一次呢。但是他们没有觉得麻烦,一路上流露出的是喜悦,是重返自己曾付出心血的学校的久违之感,是看到同事们的激动之情。记得当时扶着罗舜泉老师时,老师眼睛不太好,但是看到明德国际楼五楼走廊悬挂的图片时都停下来,问:这是什么时候的?在跟老师解释的时候,他欣慰地点点头,微笑,仿佛欣喜看到外院这几年的变化与发展。

饭后送各位老师出门,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老教师们真的是我们的“宝”。仅仅从刚才一个半小时的会议中,就能感受到他们对学院工作的支持与热情,还有他们那一份赤诚之心。

回去之后就是录音稿整理了。我曾担心这么巨大的工程如何完成?但因为有了大一新闻中心的八位记者们的帮助,两万多字的录音稿整理出来了。他们分工用了一个晚上就是整理完毕。“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老师的声音了,反复听了N次”,“往往一位老师说话夹杂着其他好几位老师说话的声音,快疯了”。。。听着他们的反馈,无奈而又感动。对于之前完全不知道事情起因结果,不了解院史的他们来说,这工作实在不容易。谢谢记者们。

(二)

终于要开始采访工作了!

本来院里老师们就打算让新疆财经大学、到我院挂职锻炼的边书记带着我们去出外行动不便的老教师家看望和采访,这个提议之前在老教师座谈会上老教师们就主动提出来了。随着期末的临近,这项工作也赶紧开始了。

帮商老师做出采访人员出外时间安排表,开完全体人员工作会议后,按计划,我、雨芩、安琪、姜颖、周翔昊、黄冠男、叶蒙蒙、刘星雨、王修典、岳天豪、袁帅十一个人将会在接下来两星期的周一、周五到蒋春雨、唐孝纯、富尔良、曹景春老师家看望采访。

这会是怎么的经历呢?我期待着。毕竟能代表学院去看望老师,听他们讲以前的故事,了解过去,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只是,老师们有的年事已高,身体不佳,跟他们交流的过程是否会顺利呢?带着一些惶恐和期待,我和蒙蒙开始了对第一位老师——蒋春雨老师的采访。

(三)

5月25日,北京安贞医院特需病房。有点忐忑和担心,因为原定上午和雨芩来看老师的,因为老师要做身体检查,所以把时间改到了下午四点多。和蒙蒙扛着单反、摄像机、三脚架,还有一大束花,我们敲门走进了老师的病房里。

一开始的我们还是有点紧张。究竟是先跟老师寒暄一下呢还是摆放设备?担心在病房里拍照录像会给老师造成不安和困扰。在跟老师简单的聊天后,得到老师微笑的点头允许,我们开始了录像和采访。

尽管在此之前我已经把学院志第三稿通读了N次,但对复杂的学院发展变化史还是一头雾水。在跟老师聊天过程中,老师十分耐心和详细地跟我们解释变化的由来和结果,我惊喜万分。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也了解了更多当时发展的背景。尤为值得一提的就是,后来蒋老师并没有当过外语系主任,但作为副主任主持了外语系成立工作。由于当时并没有主任,因此蒋老师对外语系成立这件事是发挥了很多作用并付出了很多努力的。然而蒋老师只提及到他当时是副主任一事,直到老师亲人给我们指出老师当时是主持了外语系成立工作的。“这算什么,没什么好提的。”蒋老师连忙说道。那一瞬间,我看着这位白发老人,在前半小时他还坐在椅子上打着点滴,站起来的力气也不是很足,站一会就会直接坐下去。但是他却不计较和追求这些名利,当岁月的年轮转过,他们更愿把自己曾经的那份努力埋藏心底,只要看着现在发展良好,自己便心满意足吧?

(四)

其实我特别遗憾因为有课没能第一次去采访唐孝纯和富尔良老师。在齐老师口中,她们享受生活,从小接受良好家庭教养,是大家闺秀,是生活的热爱者。后来藉着给老师们送采访时合照的照片和收回修改后的学院志为理由,我终于可以实现这个小小的愿望。

还是忐忑地拨通唐老师家的电话。唐老师讲话比较慢,典型的江南声调。“你们别专门来一趟啊,城里城外的,多麻烦。寄挂号信就可以了!”唐老师特别心疼地说。我连忙解释,我们也想去跟您聊聊天看看您,半小时就到了不麻烦。“是吗?那就好。你们想听什么故事我都可以告诉你们。你们还可以提前告诉我要问的问题,我先想想。我还可以跟你们讲我年轻时候的故事啊。你们爱听就好。”听完我解释后的唐老师特别高兴。最后她还嘱咐:“你们来了就留在我这吃午饭,吃点面条。上回你们没有吃我特别不安,一定要留下来吃的。”实在执拗不过去,我们只好答应唐老师,当天先去富老师家半小时,然后去唐老师家吃午饭。

紧接着打电话给富尔良老师。原想着我一副正宗广东腔普通话慢条斯理地应该能夺得老人欢心,结果是“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清。”富老师洪亮的声音秒杀了我~可能是因为老师耳朵听力不是很好了,所以得大声说话才能听清。于是我也得放大嗓门讲话。“好啊,欢迎你们,我在家等着你们。”富老师迅速结束了通话。

放下手机,心里吁了口气,果然是两位风格不一的老教师啊!接下来就期待拜访两位老师了!

(五)

6月13日上午,第一节下课后我就和孙凡赶过去。之前在安琪、姜颖和翔昊的采访手记中就已经知道,唐老师和富老师住在人大校舍旧址——铁狮子胡同张自忠路三号院里。里面幽静,带有欧洲古典建筑群,十分舒服和惬意。果然如此。尽管外面车水马龙,但一迈进院里,宁静与安谧的气息便扑鼻而来。无暇好好地欣赏风景,我们赶紧去找老师住所去了。

在富老师家门前敲了好多次门,都没人开门。听到富老师跟保姆阿姨说话的声音,我们只得打电话给老师。门内外的两人互相听着彼此声音打电话的感觉真奇妙~富老师专门给我们准备了樱桃,我们刚开始不敢吃,后来富老师让我们赶紧洗手,我和孙凡兴高采烈地洗手吃樱桃去了。(废话,只是想说明在老师家特别放松和随意。)由于不是采访老师关于学院历史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开始聊东聊西的了。富老师还特别关心地问了日语系现在的老师、学生学习情况,还拿着我带去的教科书《综合日语》一边看一边解释。本来计划半小时的聊天变成了两小时还说不完,富老师跟我们讲她从小时候开始被要求学日语,到去日本留学、结婚工作,再到回国,在中央马列学院和人大工作的故事,期间提到的革命书籍一本又一本,令我完全汗颜了。。。       

中午十二点半时,我们不得不打断老师的话跟老师告别。得知我们要去唐老师家吃饭,富老师很不“高兴”,“我这也有面条,你们要留在我这吃。”我们只得安慰老师,下次再来。“好,你们下次再来,如果你们有什么日语问题可以来跟我一起探讨!”富老师站在门口一直不愿进去,我们走下一级阶梯回头看一下,老师还站着。最后只得让老师先回去关门了我们才敢离去。

走出富老师家,来之前的忐忑和不安已经消失了。刚开始有点怕富老师,被她洪亮的声音吓到了。但是在我们去的前一天,她打了多通电话给安琪,问上回去她家的三位同学这回去不去,一定要带上他们合影的那张照片去,她在家等着我们。在我们和富老师拍照留念时,富老师总要整理一下衣服,拍完了一张要看一下,不满意还要再拍,还得戴上眼镜装饰。多么可爱而又可敬的一位老师啊!在交谈过程中,老师提到,她已经快90岁了。在这个院子里上个月已经去世了好几位老师,但老师说,她已经很看淡这些生死的事情了。每天享受好当前生活就好。早上六点起来看看书,中午小憩一下,下午起来吃饭后看新闻、看海峡两岸(老师说最近特别喜欢关注台湾地区问题),然后十一点多睡觉。是的,热爱生活、享受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拥有这种心态不是很好吗?

我们极其担心和愧疚地跑到唐老师家。唐老师正在小憩,小狗狗妞妞看到我们就狂叫。唐老师听到客人来了,搀扶着墙壁慢慢走了出来。脸容特别慈祥的一位老人,脸上总挂着淡淡的微笑。我们跟老师吃完午饭后,唐老师搬来一张椅子,坐在我们跟前跟我们聊了起来。当讲到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地下党员的种种艰辛,文革遭到迫害时,我们真的难以相信这么一位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师现在就坐在我们跟前,轻描淡写地描述那些日子。“我们都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过来的了”,唐老师特别云淡风轻地说道。那份从容与淡定,在唐老师脸上那么坚定地表现着。

期间唐老师去房间拿东西时,我们跑去扶老师,老师摆摆手说不用。“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老了呀?我还行。”唐老师笑着说道。最后我们要走时,唐老师拿出卡片说,下回我们再去看她时,要给我们题字写卡片,送给我们。记得上回同学们看完唐老师去富老师家后,唐老师亲自题字给学院,还连忙让保姆送到富老师家呢。特别有心思的唐老师。还有她跟我们说起教老布什总统中文时的那段日子时,我们真心觉得神奇和自豪。如此的一位老师竟然就坐在我们面前,遗憾没有看到老布什总统每年给唐老师寄的贺卡,下次去时一定要看看!

(六)

几位老师的采访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感谢齐老师、商老师和其他老师们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让稚嫩的我们大胆地去做,有幸接触到那么优秀的老教师,近距离地接受他们对我们心灵的洗礼。在这过程中,我那么真切地感受到作为一名外院人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为外国语学院曾经的那些辉煌的历史而自豪,同时为它曲折的发展而心疼,不过对它未来充满希望。感谢这一个月,我永远记得在2012年忙碌的夏季里,我得以亲自采访那些见证外院成长的老教师们,听他们诉说当年的故事,同时也为整理院史做点贡献。也是在这一个月,我真正感受到我所在新闻中心所作的事情的意义所在:在这一个月,我们真正地在为记录外国语学院成长点滴而在做努力着。

触动我最深的还是跟老教师们交流的过程。或许有的人认为听老人讲话很无聊,但他们阅历的确比我们丰富,从他们身上,我们真的可知历史,以人为鉴。但其实,他们也孤独,很希望多和外面人接触,如果有年轻人愿意听他们讲故事他们就会特别高兴。真心希望越来越多人能加入我们的队伍中,能多点去跟老教师们,或者身边的老人们多聊天,多关心他们,为他们做点小事,解决生活的不便,给他们带来点晚年的快乐。这份满足感,也弥足珍贵。

(文/葛涛)